阮建英

真诚无愧追梦路

人生岁月有几何？知青一代坎坷多；

青春时光更宝贵，沙窝八年竟蹉跎。

  上海知青是在文革的转折时期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1971年，我们70届初中毕业生延长一年分配，原以为可以四个面向，结果还是一片红——“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那年7、8月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派出清一色的连以上现役军人来接兵。在动员大会上，我们听说：内蒙兵团从属于北京军区，实施部队管理制度，实行供给制，是屯垦戍边、亦兵亦农性质；中苏边境形势紧张，政审很严格（通不过政审的同学都去了云南、安徽、黑龙江），一旦形势需要，就发红领章、红帽徽、上前线，成为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这些对于年少志高、意气风发的我们，是多么有诱惑力的宣传呀！从小学到中学，我一贯品学兼优、表现积极，各项活动总是冲在前。赴蒙的指标下达后，在班主任的鼓励下，从小热爱解放军、心怀当兵梦的我第一个报了名，还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代表大会呢！出发前，我向尊敬的班主任告别时，老师送给我一大摞语文数学的教科书，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块读书的料，可惜了！到内蒙以后，好好干，抓住机会继续读书吧！”

  1971年9月21日，我怀着老师的期望和父母的嘱咐，从叮嘱声、哭泣声、呼喊声和汽笛声响成一片的喧闹站台起步，奔赴祖国的北疆；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奔波，来到了地处乌兰布和大沙漠边缘的巴彦高勒包尔盖地区，被分配到一师五团一连，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

  一连是老连队，分老点与新点。老点开发比较早，条件比较好，有大片的树林，老职工及家属三四百人居住在那里。新点称南沙窝，顾名思义，是沙包一个接着一个的荒漠，远眺野茫茫的一片，看不到一棵能挡风固沙的荆棘、树杈，一刮风就找不到原路，可见条件之恶劣。南沙窝住的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有北京的、河北的、浙江的、天津的、山东的，我们上海籍60多人是最后一批。连队分为四个排，一、二排是男生排，三、四排是女生排（三排为瓜菜排，四排则为大田排）。作为新兵，我们上海籍战士被分散安插到连队的各排各班，我被分配到四排十二班。时间一久，才知道瓜菜排比大田排干活轻松些，接触外界的机会也多——每当瓜菜成熟季节，团部、师部乃至司令部的大卡车络绎不绝地来连队拉瓜果，煞是热闹！经常能听到瓜菜排战友炫耀“昨天见到师部的谁谁，今天见到团部的某某”；几年间，瓜菜排的女战友调入团部、师部的有好几个。我们大田排则像聋子瞎子，每天在大田里挑沙清渠、平整土地，几乎与外界隔绝。

  远离家乡，身居荒漠，对于每一位知识青年来说都是考验，尤其是对来自南方的知青考验尤甚。刚到连队时，听到老战士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来到内蒙古，一天三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说的真是一点儿也没错！收工回来，我们的头发上、耳朵里都是沙土，鞋子里也灌满了沙子。晚上睡在土炕上，尽管门窗紧闭，但早上起床会发现被子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沙（沙子细得可以从门缝窗缝钻进屋内！）我们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可在荒漠，哪儿来的大米呀？一个月一顿大米饭，据说还是借了现役军人的光。硬得能砸死人的凉窝头实在不好吃，咽不下！同班的上海籍战友免不了说几句家乡话，老战友就说我们有地区观念、搞小帮派（这哪儿跟哪儿呀），晚间班务会上让我们斗私批修，作自我批评。同来的同学不免想家而流泪痛哭，我也想家，但我要强，不会当着大家的面流泪。

  我时刻记着父母的嘱咐和老师的教导：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上大学！除了出工出力之外，我利用工余时间做好人好事。在严冬清晨，在班长柯雪琴（浙江临海籍）带领下，我全副武装（穿着棉袄、棉裤，带着棉帽子、棉手套，戴着口罩），拿着柳条筐，到连队周边的苜蓿地、沙丘地拾牲口粪，有时拾不到干粪，湿粪也拾（那时真是不怕苦、不怕脏！）寒冬腊月，看到女厕所茅坑里粪便堆积，我就默不作声地拿镐头去刨，粪渣子溅到脸上、身上，全然不顾。我还利用每月三天的例假休息日给班里的战友修马扎、洗床单、挑水；那时候不懂得爱护自己，例假期的下雨天还赤脚趟水去修渠堵漏。我还曾利用午休时间到连队大食堂后面捡煤渣等。就这样，凭着一颗赤诚红心和满腔热情，单纯天真地要求进步，实干着，傻干着……晚上，我在自制的煤油灯下写家信，阅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作读书笔记呢！可就是不敢把班主任老师赠送的语文数学教科书拿出来学习，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怕被上纲上线挨批！这些书籍一直压在我的衣箱底下（所谓衣箱是赴蒙前从我哥哥单位买的一只装茶叶的木板箱，价钱实惠且实用，方方正正，里面用一层牛皮纸和一层锡箔纸密封，很干燥）。

  由于表现积极，在上海战士中我第一批入团。后来，我被提调了几次，从大田排的十二班调到种子班，从种子班的副班长提升到林业班当班长（林业班是独立班之一，享受排级待遇，可以参加排长会议）。

远去往事愈清晰

  一、开挖“西排干”最累最苦

  在兵团的八年中，我种过地、植过树、脱过坯、挖过渠、售过货，赶过毛驴车。在我的记忆中，最苦最累的活儿是挖大渠。这活计在南方农村叫“开河”，是在原有的河道里把淤泥清理掉，加深加宽河道或加高河床，绝对属于重体力劳动，一般都是男劳力、壮劳力出工，女劳力不参与。而在北方叫“挖渠”，尤其是内蒙，真的是从平地开挖，硬是从原本没有河流的地方挖出一条相当长度宽度深度的河流来；而且劳动力和劳动量没有男女之分，只有绝对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1972年底，我被抽调到一师的乌兰布和西排水总干渠（简称“西排干”）水利大会战工地。那年的冬季特别冷，竟达到零下25度，我们乘着一辆敞篷大卡车、颠簸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工地。会战中，各团各连都有硬指标，都有战斗口号；整个工地红旗招展、士气高涨；记得有的战士的扁担上还写着“活着干，死了算”的口号。下面的战士们一字排开，负责挖土装筐，上面的战友负责挑担运土。刚开始是用炸药炸开的冻土，每一块都很大很重，装不了筐，只能用双手抱在胸前往前走。冻土运完后是挑湿土，两大筐的湿土足有百二十斤重，超过了你的体重。装筐的战士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筐子装得满满的，你不挑也得挑，不干也得干，没有退路（因为后面有人排队等着装筐呢！）只得硬着头皮挑起来，肩膀压得生疼，走路直摇晃，一步一踉跄地往上走，不能停顿，一停顿就走不动了。我咬牙闯关，逐渐适应之后，走上十几米高的斜坡河岸，是很平常的事。好不容易熬到中午，饭菜送来了，就坐在土堆边吃；天冷风大，得赶紧先把白菜汤喝了，暖暖肚子，不然一阵风沙刮来你就喝不成了；而且喝汤不能喝完，底下全是沙。

  在西排干会战中，最艰难的是上厕所，几百人的工地连个茅坑都没有。我们几个女战士要上厕所只能结伴而行，找到小渠或低洼地，几个战友互相掩护，筑起一道人墙。天实在太冷了，筑起的人墙只能抵挡人的视线，但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刚拉的屎撒的尿转眼就冻上了（可想而知有多冷！）几天下来，我的臀部到两大腿外侧都长满了冻疮包块，到晚上睡觉暖和后，奇痒难忍，一经挠破，痛得钻心。那时的战斗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身为年轻女性，这种痛苦实在难以启口。我每天都在拼命，熬到收工时，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挪不开脚，步履蹒跚，好不容易挪到宿营地——简陋的窝棚里，我不想洗，不想喝，一头倒在冰冷的地炕上，沉睡过去!我实在太累了……

  二、经营小卖部尽职尽责

  1976年回上海探亲期间，我染上了甲肝（那一年上海地区因食毛蚶而染甲肝的甚多）。同年病愈返回连队后，连领导照顾我的身体状况，把我从林业班调到连队小卖部任职。我在小卖部一直干到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最后一年——1979年。

  我们连队有两个居住点，常住人口高达四五百人（原先有六七百人呢，几年中战士调离了不少），老职工家属子女居多，故小卖部也同时设两个，两个点相隔三里地，我上午到中午在南沙窝开门卖货，下午到老连队小卖部开门卖货，一直卖到到天黑回南沙窝，老职工买酱油、食盐的居多，也有给小孩买糖果饼干之类食品的。到南沙窝晚上接着开门卖货（有一小部分职工家属居住在南沙窝），有时半夜还有战友敲门要买东西的，男生买烟买罐头的居多，女生买糖果的居多。一般我是根据老职工及战友们的需要进货，过年过节要到师部磴口进货——让连部的司务长、上司帮忙，叫一辆大卡车进货。

  在这三年中，我学会了算账结账。连队小卖部的宗旨是便民服务，因为是原价进原价出，所以做到收支平衡也不易！这是最基础的财务工作哦！在这期间我做到了账目清楚、收支平衡，为我返城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我每周到八公里外的团部进一次货。说到进货，我要感谢早几年调至团部兽医所的同学加战友陈喜良与唐玉荣夫妇——每次进货时，我总是把毛驴车停在离团服务社不远的兽医所，他们夫妇帮助我喂饱毛驴；并尽他们所能，给我准备好可口的饭菜，让我解解馋，改善一下伙食。

  几年下来，我学会了怎么挑选毛驴，怎么安装辔头，怎么套车辕等。我至今还记得如何驾驭毛驴车，如何使唤毛驴——叫它往左，喊“伊…伊”；叫它往右，就吆喝“喔…喔”；叫它快跑，你只要坐在车上一扬鞭，一声“驾”，它就会飞跑起来；叫它停下来是喊“吁…”不信吗？您就试试看！

  三、喝水不忘挖井人

  乌兰布和沙漠严重缺水，一连四周没有河流，我们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全部依赖南沙窝东南角唯一的那口深井；一旦这口深井干涸，南沙窝几百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这口井是谁挖的？是古已有之，先人所赐？是世代居住在此的人们所留？还是……我连浙江籍战友王献国在《兵团战友论坛》网的“战友集结号”版块发表的帖子，介绍了南沙窝（一连新点）这口水井开挖的全过程——原来是我们连一排三班的老战友不畏艰难困苦，辛勤劳动，用血汗和毅力挖成了这一生命之井！在兵团的八年中，我们就是靠这口唯一的水井生活的呀！

  去井台挑水，当年对于年少体弱的女战士无疑是一难关。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井台上结了厚厚的冰，又滑又湿，手一摸井口就会被粘住；井口本来蛮大的，但不断的结冰使井口变得很小，给打水增加了不小的难度；而且一不小心水桶就会掉入井里。我曾多次碰到这样的尴尬场面，怎么办呢？一个排五个班仅有一副铁皮水桶，各班轮流使用，当时我的急切心情不言而喻。于是，自己在井台上一个劲儿地摆弄吊绳，希望凭着自己的能力把水桶捞上来，可总是劳而无功，只能急切地盼望炊事班的战友来挑水，求助他们帮我捞水桶。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当年的挖井人！记得小学有一篇课文，说的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沙洲坝的老百姓在红军帮助挖的水井旁竖立木牌，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时过四十多年了，今天，我想说：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老战友！

  四、治冻疮良方

  又到冬季，又到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腊月。每逢此时，我不由得想起到达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后的第一个冬季。塞外冬天的寒冷（记得最冷时达零下25度），令我们南方人始料未及，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才能平安度过乌兰布和大沙漠的冬季。

  不幸的事发生了——我长冻疮了，而且是长在脸上。刚开始并不觉得什么，只是劳动回来，脸冻得红红的、有点发紫；到了晚上躺在炕上，就觉得脸上发痒，很难受，忍不住去挠；几天下来，冻疮竟然穿孔溃烂了，右脸颊出现了一个小坑，凹了下去，一擦就流血水，好吓人哦！那年我才十八岁呀，会不会破相啊？我心里很着急，又怕别人笑话。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一瓶劳动油——防裂膏，是我当年唯一的护肤品（擦脸、擦手、擦脚后跟全是用它，而且节省使用，舍不得多擦）。长冻疮了，我想多呵护一下这张可怜巴巴的脸，不然见不了人了，就多擦一点，但已无济于事。

  幸亏我遇到一位好心的老职工（遗憾的是我未记住她的名字），她告诉我预防冻疮的小窍门——冬季用凉水洗脸；出门前先把双手搓热，然后搓脸，把脸也搓热了，这样就不易长冻疮了。我照此方法做了，果然有效。在此后七年的兵团生涯中，我再也没有在脸部长过冻疮，脸颊也慢慢长出了新肉，把那小坑填满了，总算没落下疤痕！真是万幸啊！

  从那年冬季开始直至今天，我几十年如一日，不管严寒酷暑，一直用冷水洗脸，坚持不懈。尤其冬天，用温水刷牙后，立即用双手捧起凉水往脸上泼，好刺激啊！虽然双手冻得生疼生疼的，但脸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刺激，不觉得很冷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保养的？”我告诉她“坚持冷水洗脸”，就这么简单！

  五、由一张照片想起的往事

  我注视着，久久注视着一张集体照，那是我们上海兵刚到连队，副指导员谢玉仙（浙江临海籍女战友）带领我们三排、四排的全体新兵女战士熟悉地形时在沙丘上的合影。

  我注视着，把目光投向后排最右边的四排副排长、浙江临海知青陈素月。陈旧的照片并不十分清晰，但是我仿佛觉得她从照片中走下、笑盈盈地向我走来。

  说到陈素月，使我想起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件往事——到连队的第一年冬天，轮到我第一次夜里值班看炉子，是一个人看护一个排五个班的炉子，两小时换班。因为没经验，煤面和得太湿，把其中一个班的炉子封死了，炉火灭了。当时，急得我深更半夜摸黑到仓库找柴火，在室外劈柴，也不觉得天寒地冻，只想赶快把炉子生着，好交班。这时，陈素月副排长起夜，问明情况后，二话不说，帮我一会儿就把炉子生着了，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陈素月后来上了大学，我一直没能与她取得联系，好想对她说声“谢谢”！

  2011年我们上海籍战友纪念赴蒙40周年时，我想方设法找到了陈素月的电话，兴奋极了；当即与她通话联系，得知她定居北京。我说起40年前她在寒冬半夜帮助我生火炉的事，深表谢意！她却说早就忘了此事，可见助人为乐对于她已是习以为常。而我终于了却了几十年的夙愿！此后，我们保持联系，多次通话，彼此热情邀请，亲如姐妹。

  难忘青春岁月，珍惜战友情谊！兵团生活使素不相识的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内蒙，结下了难以忘怀的真挚情谊，是值得我们毕生珍视的宝贵财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常怀感恩之心，我们就会时刻感受人生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