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宏礼

兵团组建初期，四团机运连有一批北京来的民航老同志，兵团战士戏称他们是“民航老头”。其实他们大多三四十岁，最大的也不过五十出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他们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赶到沙漠。于是乎，为祖国民航事业立下奇功的两航起义人员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留苏进修的技术骨干成了“苏修特嫌”，甚至由于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也成为不可信任对象而受到清理。
　　但是，和民航师傅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他们在逆境中坚强不屈、乐观豁达的精神，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深深地感染教育了我，我始终认为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
　　机运连副连长伍顺支同志曾经担任过总理专机的机械师，是留学前苏联的高才生，有着精湛的机械维修技术。维修汽车、拖拉机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看他干活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们机运连在他的关照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思想过硬、技术精湛的修理工。他总是要求汽修工一丝不苟的拧紧每一个螺母，接好每一个线头，他常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虎不得。我们干一天活下来灰头土脸像个油耗子，他却是干净利索、精神抖擞。听说伍副连长的夫人是专机乘务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漂亮的空姐，但那时却被下放到食堂去卖饭票，我们都感到惋惜和不公，但伍副连长总是平静地说，服从组织安排。“９·１３”事件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全体民航下放人员大约在１９７２年得以重返北京，在离开内蒙古的前夜，许多人喝高了，说了一些激动的话，而伍副连长仍然平静地说：“相信群众相信党。”
　　机运连修理班陆友纪同志是高级电气技师，人们通称他们是“九级技师”，因为比工人级别最高级的八级工还高一级，在“文革”时期，企业职工中像这样的技师比大学里的教授还珍贵。他的工资收入与当时我们四团的现役军人团长差不多，但因是两航起义人员而“流落”到大漠荒原。陆师傅车钳刨磨样样精通，四团电厂就是他一手操持建起来的，从规划图纸到安装发电机组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由于过度劳累，在试发电时他的一个中指不慎被皮带轮绞断，但他仍带伤坚持工作，终于使团部一带能够用上电灯照明。陆师傅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猎，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陆鸭子”。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每当吃到陆师傅打的野鸭、野兔时我们都觉得特别解馋。有一天陆师傅居然打了一只很大的天鹅，要是搁现在非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不可，可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边远地区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大半个连的人都成了“癞蛤蟆”，争先恐后吃上一口天鹅肉，现在想起来确实是罪过啊。
　　卢金璇同志是扳金技师，也是“九级技师”，同样是由于参加两航起义而“流落”到四团机运连。只有在当时那特殊的年代里，才能使阴山脚下生产建设兵团边远团场的一个机运连修理班里同时拥有好几个技师级的高级人才。据说飞越天险到达拉萨的飞机被高空气流撕破了机翼无法返航，我们的卢师傅硬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在雪域高原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用榔头铆钉修复了机翼，使飞机重上蓝天，外国专家都感到震惊和钦佩。卢师傅在乌兰布和同样创造了奇迹，他又用那把神奇的小榔头把一辆因翻车事故几乎报废的汽车驾驶室整修如新。他还利用环氧树脂粘结技术修复了冻裂的发动机缸体，为了推广这一经验，兵团还在四团机运连召开了现场会。
　　再说说夏德明师傅吧。夏师傅在北京市小有名气，是虎坊桥北京科技交流站知名的焊接高手，经常为各大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夏师傅最大的功绩是手把手教出的几个兵团战士徒弟，个个身手不凡，真是名师出高徒。他们用氩弧焊技术焊接的玻璃钢氧气瓶胆在北京某研究所进行高压爆破试验时取得理想的结果，检验人员曾拿着样品碎片对我说，看看这焊疤纹就知道是六级以上高级工干的活。夏师傅是回族，我当司务长时，有一回连里改善伙食杀了猪，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时，我惭愧地对夏师傅说：“给您炒俩鸡蛋吧。”老夏风趣地说：“我只当把斋吧。”
　　夏师傅带出的几个徒弟，不管男的女的，返城后回到北京，凭着一手过硬的焊接技术，都在各自的企业里牛得不行。有一个女焊工后来在北京一个企业当了副厂长。还有一个男徒弟返城后分在北京一个机床厂，厂子改制、下岗等辞退了大量职工，但从没有让他下岗。到现在小干巴老头已办了退休，但企业还返聘他，靠的就是他有一手技术绝活儿。特殊的年代，命运的安排，使他们在乌兰布和沙漠遇到了这些技术高超的师傅，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机运连民航老战友的故事真是说不完，他们当中还有“美龄号”报务员陈文伟，他的英语绝对堪称一流，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在机运连炊事班做饭。现在一些民航老师傅如陆友纪、卢金璇都已仙逝多年了。目前健在的还有陈耀礼、魏海林、金炳德、张荣富、骆温、鲍志明……我好想念他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