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磊

兵团的生活的确艰苦，但苦中也有乐。人生中的点滴浪花，微小事件，在当时看，不起眼儿，多年后回忆，却有滋有味……
　　我们排长陈国民是复员转业兵，个子不高，黝黑的国字脸，五短身材，长得很结实。在当时的年代里，狠抓政治不放松，每天要天天读，主要是读报纸，念社论，读“毛选”和“语录”，还要经常开会“斗私批修”。
　　记得一次全排集中天天读时，陈国民排长亲自念一篇很重要的社论，读到“破罐子破摔”时卡壳了，“罐”字不认识，又不敢瞎念，因为我们手里也有报纸。如果胡蒙就有政治问题了，正好又在天天读这个严肃的时间里。于是问身旁的李铁矛，铁矛特别一本正经地严肃回答：“这个字念裤。”陈排长继续大声的朗读起重要社论“破裤子破摔”，战士们哄堂大笑，严肃的政治气氛被彻底“破摔”了。而陈排长还莫名其妙，威严地制止笑声，但一切都宣告无效。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会发自内心地笑，它为我们枯燥的兵团政治学习，加了一滴小小的欢乐水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十分匮乏，食物也短缺。尤其是我们兵团战士更是苦得可怜，每人定量，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吃零食了。
　　记得在１９７０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是星期日，全班战友都上炕睡下了。黄克义，保定兵，人高马大，粗粗拉拉的性格，平时不太讲究，也是个大嗓门。星期日到工副业连去看望他哥回来后，兴奋地拿出一块“高梁饴”软糖，用电工刀，在炕沿上切成八九份，塞到每个人的嘴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嚼着糖，说：“这个高梁台真好吃啊！”有人指出不念“台”，黄克义不信，捡起糖纸，仔细认真地看了看，恍然大悟，大声说：“噢，是高梁合啊！”全班一片笑声，睡意殆尽。
　　一直到现在，一旦听到有念白字的，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当时大家欢笑的场景，都会再次打开尘封的记忆，回味起在艰苦兵团生活中的每一次快乐。　　
　　在兵团最使我难忘的是周玉英大姐对我的关照与呵护……
　　１９６９年８月底，我１４岁就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
　　到达一连的第二天天亮，我走出屋外，放眼望去黄沙一片，老乡住的土坯房破破烂烂，四周弥漫着马粪、羊膻和烟草的混合气味。不远处站着高高矮矮穿着脏兮兮破旧衣服的一群人，他们瞪着好奇目光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着。他们讲的当地方言我听不太懂。
　　我内心充满迷茫和无比的感伤。哭，我不会，又不愿面对如此悲惨的场面。于是，信步来到小卖部。
　　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中的一间，有十平米左右，被油烟熏黑的四壁（没有电，点煤油灯），没有糊棚顶的柳笆上布满了灰尘，有些地方挂着陈旧的蛛网。不大的柜台上摆着几瓶罐头和用胡麻油制做的粗粮细作的点心。一些粗制廉价的日用品：牙膏、手纸以及甜菜做的水果糖等摆在柜台里。
　　正当我努力想适应这昏暗的光线和奇怪的气味时，耳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同学你买什么？”
　　我说：“来盒烟。”没想到对方用纯正的北京话说：“不卖给小孩儿。”
　　抬眼一看才发现，柜台后面站着一位，缝纫机前坐了一位，屋内有两位比我岁数大的女知识青年。“我不是小孩儿，是北京第二批到这的知青”，我解释道：“因为不愿听哭声，不愿看当地人看我们的样子，******这一切的一切，所以想买盒烟，解解闷。”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不戴眼镜的（站在柜台后）女知青，才卖给我一盒红牡丹牌香烟和火柴，并说只有这一次。到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周玉英，在小卖部工作，另一位戴眼镜的叫张连娜，负责为战友们缝缝补补。两位大姐住同一
宿舍，是比我们早来几个月的北京第一批知青，是高中生。
　　在兵团，连队虽说是一个集体，但日常生活完全要靠自己料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如何照顾好自已，对１４岁的我来说，绝对是个难题。每天干成年人的活儿，累得吃不消，饭又吃不饱，因为年龄小，时不时就尿炕。这更是雪上加霜了，衣服都洗不好的我，怎么会拆洗被褥床单呢？当年一周只休息一天，根本没有时间拆洗被褥。可又怕战友们发现笑话我。真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感觉。孤独、无助的我举目四望，天荒荒、野茫茫、黄沙遍地，不见牛和羊，不见亲爹娘。有谁知道我所处的窘地，有谁知我痛苦的肝肠，愁苦的心绪无法排解，只能经常到小卖部买烟，一个人像个幽灵，在静静的，渺无人烟的沙漠中徘徊游荡，大声唱着各种悲伤的歌，如《三套车》、《囚歌》，《四季流浪歌》等，似一只孤独的小狼，在荒漠中凄厉地嘶叫。
　　因为去小卖部次数增多，引起了周玉英大姐的注意。从逐渐的接触交谈中，她了解了我的家庭及我个人成长的经历，在言谈话语中时常以大姐的身份管束、关照、帮助我，使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依靠，冰冷的心有了暖意，迷茫的头脑中有了希望。虽说我常常告诫自己：一个男人要自立，走上社会要靠自己。所以，有时在大姐面前也常充大男子的样。但说实话，在内心中还是十分依赖周玉英大姐的，到底我才十四五岁呀，装也不像。回想在兵团的４年中，不知她为我洗了多少衣服、床单，缝了多少次被褥，没有她，我不敢想自己会是怎样的打扮，恐怕早就混成小乞丐的模样了。
　　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刻，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每天吃不饱饥饿难耐。没有办法，马料（内有蚕豆、黄豆）我们找来吃了，玉米粒找来爆成花吃了，菜地里未长熟的茄子、黄瓜凡是能吃的都摘来吃了，连玉米杆、糜子杆上的黑霉菌也被我们吃了。可以说在兵团的４年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吃过了。怕我饿坏，大姐由自己的伙食中，每天省下些留给我……没有大姐从嘴里省下的食物，我也不会有今天的好身体。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关心照顾别人，总是那样少儿不知愁，大姐身体不好还是几年后才知道，大姐在兵团的艰苦环境中，为我吃了多少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逐渐体会，才有更深的感触。
　　当时的年代，虽说是在一个连队，却男女界线分明，根本不允许男女同志接触，而周玉英大姐却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不怕别人的指指点点，背后的议论，无私地帮助我这个毛头小子，使我从内心中感到不孤独，有温暖。时至今日，我还常怀感恩之心，同我的亲人们谈论兵团结交的大姐周玉英。
　　受人滴水恩，当涌泉相报。从１９６９年买第一盒牡丹牌香烟到今天，我与大姐的联系没有中断，４０多年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是我们友谊的积淀。
　　兵团大姐的情义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