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津辉

父亲耕耘的农场就在阴山脚下、黄河后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随父母来到这里，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孩提时代。后来，这里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我有幸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开始走上为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道路。
　　父亲张志忠，是１９４３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先后在中滩农场、狼山农场、建丰农场工作，兵团接管之时为建丰农场场长。经历了建设兵团对劳改农场的接管以及兵团撤销移交巴盟农管局的全过程。他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知识青年，并把四个儿子都放在知青大军中去锻炼。１９７３年，自治区恢复部分劳改场所，一批原劳改农场的干部离开兵团归队。但他不肯舍弃这片青春留驻、血汗耕耘的土地，毅然选择留在兵团。命运把他和这片土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直到久劳成疾。后来，兵团撤了，军人走了，老兵们又一次“转业”了，知青们回城了，孩子们也一个个远走高飞，他却永远留在了河套平原，守护着这片曾经为共和国“解难”的沃土，守护着成千上万人的记忆。
　　一、难忘的１９６９年，建丰农场三千人大转换
　　这是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的一年，无论对兵团还是对农场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一年。我记得，接收建丰农场的工作，最初是在对外十分保密的情况下组织进行的。当时，兵团还没有正式批复下来，没有新的番号，遂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农垦兵团八团的名义接收建丰农场。１月１９日，由八团团长田荆洲为组长、团参谋长王合为副组长，及８名现役干部和７名战士组成先遣组从大同出发，在呼和浩特受领协商接收建丰农场的任务后，于２１日在没有任何先行通知的情况下，到达建丰农场场部。建丰农场军管会朱主任在确认先遣组身份后，同意协助农垦八团完成对农场的接收。第二天上午８点，由先遣组和建丰农场军管会联合召开见面会，对有关接收工作提出了要求，标志着接收工作拉开了帷幕。建丰农场下辖一个场部机关，七个农业队，一个机修队，一个副业队，一所有４０个床位的简易医院。管理着１２００多名劳改就业人员。有１２０多名国家干部，２０多名社会工人（区别于劳改就业人员），还有不少就业人员的家属和子女，共３０００余人。这个时候开展接收工作，可以说一方面是解救了农场的磨难。时值“文革”中期，农场和全国一样状况，尽管实行了军事管制，但由于农场是系统条条管理体制，军管会也无能为力，致使管理混乱。接收工作正好促使农场较快地摆脱了“文革”在体制上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为组建后来的十五团提供了发展空间。农场三千余人与兵团三千余人的大转换，农场留下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生活设施、粮食储备、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使新组建的兵团得到了比较厚实的生存和发展基础。
　　１月２４日，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的组建开始大规模的公开进行，先遣组开始全面接收农场的管理，月底即迎来了第一批兵团战士。３月４日，在时任副团长曹兰琦的带领下，华北农垦八团全部人马陆续来到建丰农场，按计划、按编制分驻到各队（连），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的番号也正式亮出。为给陆续进场的兵团人员解决住所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农场调出干部、工人的搬迁以及劳改就业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遣散。因“文革”中我家被迁到一大队，我的母亲牛秋英就地参与了一大队就业人员的遣散工作，主要是监督不让公共财产流失。当时，许多就业人员都不愿意离开。农场“文革”前十几年平静安逸的生活，使他们远离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得以在这里养家糊口，许多人真是留恋不舍。
　　二、天时地利人和，建丰召开兵团组建现场会
　　１９６９年的春天，对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讲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季节。各师团都是忙着接新兵、盖营房，还要搞春播。有的连队房屋不够，只好住地窝子和帐篷。十五团的情况相比之下是比较好的，但随着知青大军源源不断到来，房子也开始紧张。各连队都及时从春播生产中抽调部分劳力投入到基建盖房。脱坯盖房是农村流行的“四大累”活之一，但对于那时血气方刚的知青们来说却算不上什么，他们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动人场面。在团领导协调下，各连队积极发挥原场干部和留场老农工的积极性，全力搞好春播。我父亲这时已经从“黑帮队”解放出来，开始协助开展春播工作。机修连是完成春播的重点，他们积极配合所属连队，有力保障了全团按时完成春播任务。春播是兵团战士经受的第一场考验，不少人学会了使用播种机，驾驭牲口，配制颗粒肥等技术，还有人开上了拖拉机。
　　安全接收知青是当时又一重大任务。那时是乌拉特前旗和五原（刘召）火车站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段。差不多每天都是汽车、拖拉机、各种畜力车辆云集，大批的劳改就业人员被送走，大批的青年学生到来。当时，机修连（队）只有两辆卡车和九台拖拉机，不分白天黑夜地跑，送人走、接学生、拉石头、拉建材……，虽然很累很紧张，但司机们心里都很快活。后来，陆续调拨来五辆汽车和两台轮式拖拉机，才使紧张的运输任务有所缓和。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安全地将学生们送到连队。每当专列到达车站时，在带队干部的组织下，让学生们按预先的编制乘坐车辆，直接送到连里。最终，繁重的春播工作、营房建设、运输会战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按时保质完成。
　　当各大城市知识青年意气风发奔赴兵团后，生活环境的落差让一些人出现了“活思想”和实际困难。十五团各级领导，在人新、地新、管理难度大的条件下，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积极化解矛盾，想法解决困难，充分调动了大家抓好组建工作的积极性。这种精神力量加之原建丰农场比较优厚的物质基础条件，有效促进了十五团的组建工作走在了全兵团的前面。四月初，兵团司令部在十五团召开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工作现场会”，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到会并讲话。参加“现场会”的各个师团领导对十五团的组建经验和成绩大加赞赏并予以充分肯定。现在想起来，那时情景历历在目。
　　三、借优势大干快上，人均千斤粮创兵团第一
　　过去内蒙古劳改系统流传着一句话：“全国粮食定量，到建丰饿不着肚子。”建丰农场过去的辉煌，得益于党的正确的劳改工作方针政策，得益于多年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得益于管教干部、服刑人员和新生就业人员的共同创造。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建丰农场的人也没有挨过饿。这就使得十五团有幸接收了一个物质基础比较厚实的农场，也使得十五团得到了其他团队所没有的优势。应当说，兵团组建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住房问题，而是吃饭问题。而十五团的实际生活水准，在兵团接管后的前三年，始终排在二师乃至兵团的前茅。我在追寻父亲农场的踪迹，发现记录了建丰农场移交十五团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的信息。
　　十五团接收土地约六万亩，其中可耕地约４３０００亩（低产盐碱地约１００００亩），实际耕种面积约３２０００亩（全部为水浇地），其余是草滩或荒地。接收马牛驴骡等大牲畜约１５００头只，存栏猪约５０００口，存栏羊约８５００只，鸡约１５０００只。接收库存原粮和籽种约３００万斤，库存饲料约１００万斤。接收大型机械设备五十台件，普通农器具和化肥农药堆满两个大仓库。接收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按八百米长，四百米宽用支渠和斗渠分开，依次从１至３３编号。横贯东西的四条支渠（其中三条灌渠一条排水渠），斗渠、农渠、毛渠纵横配套成网，所有农渠以上的闸口都配备了水泥构筑摇柄升降的闸门。境内全部实现“四旁”绿化（宅旁、路旁、水旁、田旁）。现在想一想，当时建丰农场三千多人拥有这样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的人均生产总值在当时该有多高。
　　最早进入十五团的是来自内蒙古工业学校、财经学校、农业学校的６８届毕业生，这批人在兵团期间大部分成了骨干。接着是老华北兵团的，北京电报大楼和内蒙歌舞团的下放干部，后来才是大批的知青。在三千多兵团战士中，绝大部分来自北京，他们是农业连大田排的主力军。十五团的头三年保持了较稳定的发展势头，虽劳动强度很大，但因为能吃饱，全团上下保持着较好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虽农林牧业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能自给略有结余；虽明文有定量，但实际上管饱随便吃。十五团的确接管了河套平原最好的地界，保障了该团以产粮最多、成本最低名列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生产第一名。当时的二连以２３０人产粮２３万多斤，人均产粮超过千斤而被评为“四好连队”。每年割麦子全团都要抽人搞“秋收大会战”。为此，兵团还在十五团召开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生产观摩表彰现场会”。
　　四、从“挖不完的渠”到“站在窑顶望北京”
　　１９６９年３月，我被批准参加了兵团，被分配到二师十五团一连，后调到副业连。所有兵团战士的经历大径相同，但每个兵团战士又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十五团一连是个农业连，在这里也有过挖渠灌溉种水稻等干大田活的经历，不会忘记那“挖不完的渠”。黄河水在通过河套平原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流入农田的同时，也把大量的泥沙沉淀在渠底，人们只得利用每年秋后和开春的时候，用铁锹把渠底的泥沙挖出来。因为年年挖渠年年又被泥沙填平，也就成了永远“挖不完的渠”。我参加兵团第一天的活就是跟着班长出河工。一把铁锹，一副箩筐，一根扁担，就是全部挖河工具了。可以说，从二师的农业团成立起，直至这些农业团最后移交给农管局，都没有停止过挖渠。当时有的战士讲，愚公是挖山不止，我们是挖渠不止。虽然我后来没有参加１９７５年冬天的总排干大会战，但从父亲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夹着两张带有“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字头的信笺，上面记着《工地受外伤住院人员名单》。有骨折、手指外伤（骨折截肢）、摔伤、腰扭伤、头撞伤、脑震荡、砸伤、外伤（小指骨折）、外伤（牙劈裂）、脑震荡（脑颅顶骨凸性骨折）、脑震荡（脸部外伤）、腰部外伤、烧伤、手骨折、脚大拇指骨折、膝关节软组织损伤等等。冬季挖渠，这种高强度的农活，超负荷的劳动，让不少知青留下了终生后遗症。这次巴盟总排干大会战，是知青生涯中一段难忘的艰辛经历，是一代人用心尽力描绘的历史画卷。
　　为适应大规模进行营建的需要，十五团开始充实人力烧砖，我从农业连队调到副业连砖窑。从副业连营房出来往北，远远看到并排着像三座大碉堡一样的圆形的庞然大物矗立在旷野上，那就是原始的马蹄形烧砖窑。三座砖窑容积大小不等，分别可一次烧制３万块、５万块和１０万块砖。我们当时采用的是原始的手工脱坯、人力出装、人工烧窑的传统方式。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平板小车把装满泥土的坯斗码齐，跑步推到坯场，依次扣下坯斗，然后再把空斗送回。四五百米往返，一天几十趟就是几十里路。每天等于一场推车马拉松。累得难以忍受还要坚持跑，因为慢下来没有了惯性，再推起来更费力。尤其在倒夜班时又累又困，有时还很饿。跑斗跑两个月的距离，差不多就跑到北京。当背窑的哥儿们在窑顶上高唱“站在窑顶望北京”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跑斗的兄弟已经相当于从北京绕了个来回。三个砖窑一个轮回，差不多用两个月时间。不过，那时感到时间过得真快，但谁也想不到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
　　五、吃的是甜甜的瓜，干的是苦苦的活
　　兵团的生活是多样的，有苦又有甜。苦苦的是活，甜甜的是瓜，炼就的是意志。到兵团后，我才开始真切地领略河套蜜瓜的真谛。从童年记事起，每到秋初，总能在家里美美地吃上一段时间的蜜瓜。那种叫“华莱士”的蜜瓜据说还是一个名叫华莱士的美国传教士带过来的种子。参加兵团后，就没有家里吃瓜的美事了。一个月才５块钱的津贴，怎么舍得买瓜呢？一次，大家凑了份钱，买了一堆瓜，美美地吃了一顿。有个哥们一口气吃了两个，嘴角很快就裂开了小口。实际上，河套人吃瓜有讲究，先吃西瓜，再吃华莱士，这样不至于吃出口疮。我当时也是狼吞虎咽的，吃的肚子涨鼓鼓的，晚饭时只喝了一碗西红柿汤。不料，后半夜肚里开始翻江倒海，疼得翻来覆去，几个战友把我送到团部卫生所又吃药又扎针，先吐后拉不亦乐乎。这时，我才弄明白了吃瓜是有讲究的。
　　瓜甜不能随便吃，活苦能悟个中理。“坯场就是战场，雷声就是命令！”坯场最怕的就是下雨，遭雨一淋就前功尽弃。那时不管什么时间，只要听到雷雨声，马上紧急集合，全体到坯场苫盖坯架。遇到过云雨，刚刚忙乱把坯架盖好，马上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大家又开始忙着掀起草帘晾晒。淋湿的衣服来不及换，穿在身上就被晒干了。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又苦又累的背窑、跑斗、脱坯，使大家都把自己当做链条中的一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你的困难是大家的困难，你的幸福我们大家都高兴。那时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艰苦，有时还以苦为荣，苦中作乐。
　　六、屯垦戍边，戏剧化的军训和文化生活
　　兵团初建时期，加强战备，强化军事训练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还奉命进入临战状态，一切工作从立足于打仗出发，一切问题都要考虑“如果打起杖来怎么办”？那时连队坚持出早操，不管白天劳动多累，晚上都要轮流站岗放哨，几乎每周夜间都要搞紧急集合训练，利用冬季时间搞长途野营拉练。直到１９７２年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这些军事化的训练才逐步停止。令我难忘的是副业连进行的投掷******实弹训练。投弹前张仕连长和指导员针对技术要求和动作要领都讲了话，司务长王世春做了示范投掷。随后按一排、二排顺序投掷。后来由于炊事班还要做中午饭，就安排先投。连长站在左边，副连长站在右边，轮到炊事员牛占维投掷时，由于心理过度紧张，动作变了形，横着投出去的******打到了副连长的脸然后掉在地上，副连长立刻捂着脸趴倒在地上。牛占维已经懵了，呆立在那里，张仕连长毕竟是久经沙场军人，毫不犹豫地将牛占维推倒在前边的沟渠里，自己一侧身卧倒，“轰”的一声******爆炸了，幸好，弹片只擦伤了连长的眼皮。训练即刻停止。为此我专门捡了一些弹片做纪念。
　　那时兵团的文化生活虽然同全国一样，八个样板戏不离口，但我们副业连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快入冬时发给大家御寒过冬黄绿色棉大衣，里子是白色的，于是便有人在棉大衣的白里子上作画。画什么的都有，我当时选择的图案是一名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手握钢枪的兵团战士。于是，我左说右磨地请连队里画的最好的小卯帮我画。他占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为我画了一幅《手握钢枪守边疆》钢笔画，用纯蓝墨水绘制。画名是我给起的，并在画的旁边写下了“屯垦戍边”四个字。我们还在休息时间学会了终生难忘的歌——《耶巴》，是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大意是，坚决打倒美帝，坚决打倒苏修，坚决打倒帝修反，红旗遍全球。在全连的文艺联欢会上，杨永平表演的独舞，又像武术表演，给我印象最深。另外，就是窦维生写诗描述一个人：“头才五磅多，鼻占一斤三，羞得非洲大象退职要回山”。还有最精彩的诗是《送战友》，记得歌词的大意是：年余风霜添新皱，志同道合识战友；今日双双欲分手，又是欢喜又是愁；（这里丢了两句）但愿诸君多努力，来日方长显身手。
　　在兵团一年时间，１９７０年４月我被派出支农。这是我在兵团最后的任务。根据北京军区和兵团的指示，二师从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十九团中的基层连队抽调了一些战士，集中培训，参加赴乌兰察布盟的支农宣传队。“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是“文革”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件。二师指派团副政委王孟孟为带队领导。我和同来的转业兵被分配到一个生产大队，这是盟里监控的重点，以支农宣传队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锻炼，乌盟军管会和前线指挥部确定从上千名支农兵团战士中选拔一些战士继续执行任务，其他人员陆续返回兵团。调用的３７名兵团战士中，有十五团的１０名。以后，我们被召回县里、盟里集中学习上级文件，随后又到乡村宣传，这样反复几次，直到１９７２年军区调令留在前指，后转地方国家机关工作。